的愉快。这种动物性的官能、感觉愉快只与一定的生理自然需要有关。这是纯粹的感性愉快）。另一方面，审美愉快也不同于例如做了一件好事后精神上感到的愉快。这是纯理性的精神愉快，它只与一定的伦理道德有关。生理的愉快和道德的愉快都与对象的存在有关，而审美愉快或不快，则只与对象的形式有关。即，不是某个对象的实际用途或存在价值，而只是这个对象的外表形象(形式)使人产生愉快或不快。康德由此认定，审美乃是超脱了任何(包括道德的或生物的)利害关系，对对象存在无所欲求的“自由的快感”。
总之，审美确实存在着无个人功利而生愉快的直觉性质。
然而，美感的这种直觉性质虽然不包含个人的功利性，却蕴含着社会的功利性。
（2）所以，另一方面，在美感的直觉形式里又潜藏着社会功利性的内容。
由于历史积淀的结果，在个人的超功利、非实用的美感直觉本身中，就已包含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功利和实用的内容，只是对个人来说，这种内容常常不能察觉而是潜移默化地形成和浸进到主观直觉中去了。正因为如此，美感在无个人功利共同性的同时还包含有阶级的、民族的、时代的差异。
例如，阶级性：焦大不爱林妹妹，健壮的农夫不欣赏贵族小姐的病态美；《蓝花花》比外国的民歌总使人感到更亲切更“喜闻”；而脸上贴金的宋画美人，今天看来却总觉得不好看，很别扭。任何一个人的“超功利”和超理智的主观美感直觉当中，即已不自觉地包含了一个阶级、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客观的理智的功利的判断。农民不喜欢娇小病弱的贵族小姐，他也许说不出什么道理，只是直觉地感到对方不美罢了，但这直觉中不就早已包含了一个阶级的功利的理智的判定么？
对自然美的观赏，最为鲜明地表现着美感的个人非功利性和社会的功利性。
前面说过，自然美侧重形式美，它的社会性内容及它的观念和情感意义朦胧多义，很不确定。人们欣赏自然美，似乎在欣赏纯形式，与社会功利全然无干。然而，只要对审美意识的历史稍作考察，便能够发现，这只是由于自然的人化（人类化、社会化，不是指个人）大自然才能从可俱可怖的对象转变为可亲可近的审美对象。也只有在“自然的人化”的基础上，人们，才能建立起自然物与社会生活之间的丰富联想，才有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可能。
东晋作家、音乐家袁嵩在他的《宜都记》中有这样的记载：
“常闻峡（西陵峡）中水疾，书记及口传，悉以临俱相戒，曾无称有山水之美也。及余来践跻此境，既至，欣然始信之，耳闻不如亲见矣。其叠峨秀峰，奇构异型，故难以辞叙。林木萧森，离离蔚蔚，乃在霞气之表。仰嘱俯映，弥习弥佳，留连信宿，不觉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