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特色教育制度的一项创举，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为希望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尤其是困难人群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事实上，25年来全国累计有4870万人（不计重复）参加了自学考试；共培养本、专科毕业生730万人，2900余万人次获得了非学历证书。也就是说，全国每30个人中就有1人参加自考。

　　学历在在中国吃香，也许是对“文革”的一次“反动”。在一代人浪费了青春浪费了学业之后，突然间文凭炙手可热，成了现今职场通行的敲门砖。很多有真才实学的人，就因没有一张文凭被拒之门外；相反，有文凭的庸才高职低能，大约也不鲜见。

　　文凭热的导向结果，使中国的教育成了货真价实的应试教育，也使自学考试成了应试教育的最大补充。但文凭和才能并不能等量观之。逻辑非常简单，文凭仰仗高分，高分未必高能。问题是，文凭是才能最直观的判别方法，这就是文凭持续走热的原因。但是，这样的人才评估体系和评价标准，毕竟和科学相去甚远。试想，一个人用18年的时间谋求一纸文凭，他该付出怎样的的艰辛和努力。如果把这些精力全部投身于工作，会产生多大的效益？况且，他（她）所取得的文凭，未必就是本职工作的需要——现在为了获得文凭，选学、改学和专业毫不关联的考生，比比皆是。

　　狄马先生说过，鲁迅没有受过现代意义上的中小学教育，他的童年和少年是在私塾度过的。后来考入的江南水师学堂，相当于现在的中专，但却中途退学。再后来改入矿路学堂，学制三年，是鲁迅平生得到的最高文凭，仅相当于现在的中职技校。随后，鲁迅公派赴日留学，上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充其量相当于现在的大专，可他也是读了两年，没能拿到“大专”文凭。就是这样一个只有中专“文凭”的大专肄业生，回国后却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几所大学的讲师，尔后又到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任职教授。但从来没听说过鲁迅不称职的议论。这在今人看来，绝对不可思议。

　　由此反思，我们应否建立更加科学的人才评价系统，从而到达人力资源管理的最高境界——人尽其才。当社会不再以文凭评价才能优劣，不再以文凭作为谋职的首要条件，就会减少不必要的时间乃至生命成本，为社会聚集起更多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