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官当”入律

　　“官当”即官员若犯徒罪，允许其依法以官品与爵位抵罪，又称“以官当徒”，源于《晋律》中的“杂抵罪”。官当制确立于南陈，为官吏享有特权提供了法律依据。

　　（3）“准五服以制罪”

　　晋制《晋律》时，第一次将礼中的“服制”列入律典中，作为定罪量刑的原则。“五服”，即以丧服为标志表示亲属间血缘亲疏及尊卑，共分五等，故称“五服”。

　　“准五服以制罪”的原则是：服制愈近，即血缘关系越亲，以尊犯卑者，处刑愈轻；相反，处刑愈重。服制愈远，即血缘关系疏远者，以尊犯卑，处刑相对加重；以卑犯尊，相对减轻。“准五服以制罪”使法律成为“峻礼教之防”的工具，从而确立了后世法定亲（属）等（级）制度。

　　2、设立“重罪十条”

　　北齐修律时，总结了历代统治经验，将严重危害封建国家利益与违背封建礼教的言行归纳为十条，称为“重罪十条”，这十条是：“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恶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曰内乱。”犯此十种罪者，即使原应享有“八议”特权，其罪仍不赎不赦。“重罪十条”的设立使法律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皇权，而且进一步将礼与法律结合起来。隋唐直至明清，封建法典中规定的“十恶”即源于此。

　　3、刑罚制度的发展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刑罚制度日趋规范，由奴隶制的旧五刑向封建制新五刑逐渐过渡。这一时期刑罚制度的发展主要表现为：（1）族诛的废除与缘坐范围的缩小；（2）肉刑日趋减少，北齐最终废除宫刑；（3）酷刑日益减少；（4）流刑被定为减死之刑。

　　（二）其他方面

　　维护士族统治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政治法律的中心任务，上述刑法方面已有突出反映。其他方面也大致如此。

　　1、在官吏选任上实行九品官人法（即九品中正制）

　　为了扭转东汉中期以来世家大族愈益把持选官大权、操纵朝政的局面，曹丕于汉献帝延康元年（公元220年）采纳陈群建议，实行“九品官人法”，也叫“九品中正制”。中央派大中正、小中正官到州、郡主持选官事宜，评选所在地区出生的士人、官吏，按其“簿伐”（家庭出身）、“状”（德才、政绩）及“品”（人品），写出“行状”（评语），定其等第。所谓九品，即将人评为三等九级：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然后逐级上报，由小中正呈大中正，呈司徒，呈尚书省，经层层申报、核实，最后由吏部任命。品第高低是授官的依据。每三年“清定”一次，按其操行、政绩决定升降其品第。九品中正制将选官之权由地方豪强收归中央，结合门第、德才和社会舆论多方面考察，选才标准较前严密。将人品分为九品，在人才学分类上是一创新，对考核人才，劝导风俗，鼓励奋发向上有积极作用。但九品中正制在执行中流弊甚大。一是中正权重，初时对其褒贬对象还负有连带法律责任，其后遂陷于自流，以致往往主观任意，用以谋私。再则规定州中正必须由二品以上高官担任，而这一时期这种高官只能出于豪门，九品中正制无异成为士族政治的工具。

　　2、清议禁锢之科的设立

　　这是庶族与士族斗争的产物。清议，即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依据，臧否人物。为官者一旦触犯清议，便会丢官免职，被禁锢乡里，不许再入仕。

　　清议禁锢之科的设置从政治上来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