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法律制度
（公元220年～公元581年）
考纲要求提示
1、了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法制指导思想的特色；
2、认识这一时期法制的形式体例、内容的演变，及其对于后世法制的影响。
核心内
容速记
一、法制的指导思想
（一）三国：“拨乱之政，以刑为先”
三国乘汉末之弊，战乱不止，统治者急需以法律安定社会秩序，树立自己的权威。因此，三国统治者在肯定礼治对法制具有指导作用的同时，格外强调法律在治理乱世，拨乱反正中所不可替代的作用。三国时期的统治者大都主张建立完备的法律制度，尤其魏制定的《新律》对后世的影响颇大。同时，统治者更主张执法从严，依法行赏罚，务使百姓相信令必行，禁必止。
（二）两晋：纳礼入律
司马氏集团格外注意以法律反映、确立和保护士族的特殊利益。于是，“贵贱有等，长幼有序”的儒家“礼治”思想成为晋代法制的指导思想。封建正统法律思想所主张的礼律合一在晋朝有了长足的发展。
首先，晋代统治者认为“礼治”是法制的灵魂。
其次，晋代统治者认为立法与执法社会效果的优劣，完全系之于礼。由于重视律之理，所以晋代的律学十分发达，律典体例、立法技巧、法律术语的解释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再次，晋代统治者在立法实践中“纳礼入律”，使礼律合一的思想得以充分体现。礼律融合是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重要内容。礼律合一在晋律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如：“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完整地体现了礼治中的“亲亲”原则。因此，晋律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中第一部儒家化的法典，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南北朝：礼律进一步结合
南朝统治者的法制指导思想多拘守魏晋主张，因而无大建树。北朝统治者是异族入主中原，对中原文化，尤其儒学充满兴趣。在法制方面，亦多有创建，故南北朝时“中原律学，衰于南而盛于北”。北朝统治者更加注重礼对法的指导作用，注重礼与律的统一。
二、立法概况
（一）三国时期的立法概况
蜀国在刘备称帝后，诸葛亮、法正等便着手制定科条，称为《蜀科》。吴国曾制“科条”，并修定过科、令。但由于蜀、吴两国地处边远，政权又时时处于北方的威胁之下，所以立法匆忙，除针对具体情况制定一些科、令外，基本沿用汉代法律。与蜀、吴相比，魏国的立法则卓有成效。魏明帝建国后，除作《新律》（史称《魏律》）外，还制定《州郡令》、《尚书官令》、《军中令》、《邮传令》等。
魏明帝即位，傍采汉律制成《新律》，共十八篇。《新律》的内容较汉律更为丰富，体例更加科学，结构更加严密，对《晋律》的制定有直接影响。与汉律相比，《新律》作了如下调整：
（1）增加篇条，由汉律九篇增为十八篇。
（2）规范体例，将《九章律》中的《具律》改为《刑名》，列于律首，起提纲挈领的作用。
（3）改革刑罚，使刑罚制度进一步规范化。魏律取消了汉律中的宫刑，减轻了对某些罪的处罚，将刑制定为死、髡、完、作、赎、罚金、杂抵罪七种，为旧五刑向新五刑的过渡创造了条件。
（4）“八议”入律，使礼律进一步融合。《新律》将《周礼》中的“八辟”制度直接作为律条，纳入律中，开辟了礼律融合的新途径。
（二）两晋时期的立法概况
两晋的立法早在司马昭辅政时就已开始，西晋时颁行过律、令、故事、式，皆为东晋所沿用。《晋令》四十篇，是暂时性的制度，违令有罪者，依律定罪。《晋故事》三十卷，是律令之外的制书、诏诰等法律文书的汇编。式作为法律形式在晋代已经出现，如“户调之式”。与令、故事、式相比，《晋律》（又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