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它的确立，并非基于国家的立法或国家间的缔约；

　　第二，它对于特定当事人具有的法律上的约束力来源于当事人各方的共同协议和自愿选择。

　　第三，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对于某一项现成的国际商务惯例，只要各方合意议定，就既可以全盘采用，也可能有所增删。

　　第四，国际商务惯例对于特定当事人的约束力，往往必须借助于国家的主权或其他强制权。

　　国际经济法这一跨门类、跨学科的边缘性综合体，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货币金融法、国际税法、国际海事法以及国际经济组织法等若干大类。每一大类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若干较小的专门分支和再分支，从而使国际经济法这一边缘性综合体日益发展成为内容十分丰富、结构比较完整的、独立的学科体系。

　　第四节 源远流长的中国对外经济交往及其法理原则

　　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可以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

　　1、古代中国时期，即奴隶社会后期和封建社会时期，约相当于公元前四、五世纪至公元1840年；

　　2、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时期，约相当于公元1840年至1949年；

　　3、社会主义新中国时期，即公元1949年以后。

　　一、古代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及其法理内涵

　　（一）古代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简况

　　夏朝时期，各个部落联盟之间就时常开展跨越联盟疆界的贸易。商朝时期，商品交换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开始使用原始形态的货币。到了周朝，实行“朝贡贸易”。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出现同海外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往业，明显的标志是：早在公元前四五世纪之间，中国的丝绸就已开始辗转远销希腊等地。

　　秦朝时中国与印度支那半岛、朝鲜半岛两个半岛广大地区的经济贸易往来是相当密切的。

　　汉朝对外经济交往也日益发达，开拓了  “丝绸之路”，又辟海市。经过隋朝进入唐朝，全国重新统一安定，对外经济文化交往也空前兴旺发达。

　　宋朝时期，政府侧重于在南方发展海上国际贸易。元朝建立陆上国际商道畅通无阻，海上贸易也有新的发展。

　　明代初期，多沿袭元朝，且又有重大发展，如郑和下西洋。明代中叶以后，关闭口岸，停止对外贸易，实行“锁国”政策。清朝则变本加厉实行“海禁”，虽一度解禁开港，但对外来商人一律严加限制。

　　（二）古代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的法理内涵

　　第一，古代中国开展对外经济交往，是国内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是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所必需。

　　第二，古代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其主要动因植根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对外经济交往史上，虽然经历了许多曲折和起落，但总的来说，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是主流。

　　第三，在古代中国长期的对外经济交往中，基本上体现了自主自愿和平等互利的法理原则。

　　第四，古代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其规模和意义都难以与近现代的对外经济交往相提并论。

　　二、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及其“法理”内涵

　　（一）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简况

　　继1840年英国侵华的鸦片战争之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又发动了多次侵华战争。用战争暴力打败中国，强迫中国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各种政治、经济特权，严重破坏了中国的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形成了中国对外经济交往中的恶性循环。

　　（二）强加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的“法理”

　　在这个时期里，由于中国的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受到严重破坏，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始终贯穿着两条线索：第一，中国对外经济交往中，往往处在非自愿、被强迫的地位